提起南京市的江宁区，便让人联想到江宁织造、曹氏家族和曹雪芹，直至“金陵十二钗”。但真正身临其境，进入它的工业园区，映入视野里的则是整齐、宽阔，甚至有些寂静的厂房。各企业门前的旗杆上飘扬着中国和外资企业国家的旗帜，全然是一派现代化、全球化的气息。
中圣集团是江宁科学园里的普通“住户”。考虑到江宁在整个长江三角洲、整个改革开放大格局中的位置，中圣集团虽然连续获得过“南京市优秀民营企业”等称号，但也只能算是大海中的一簇浪花。
中圣集团董事长郭宏新的履历却很出奇：出身农家，过去是教授，现在还是教授，个人拥有13项国家专利，获得国家教委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是一个直接把论文、发明转化为高科技产品、填补国内国际空白，卖得供不应求的学者型企业家。
既是智囊、谋士，又是统帅;既是张良、韩信，又是刘邦;既提出理论又实现发明;既推出产品又完成销售，在一个人身上体现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整个过程，这就是郭宏新的传奇色彩。文武齐备则为“斌”，“斌”的境界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但郭宏新确实达到了。
面壁终须破壁 不甘学术存高阁
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下海的人形形色色：有的是逐利而往，有的是为了展现自我价值，也有误打误撞、逼上梁山的……
郭宏新的闯海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是“脑子里进水”。他生于1963年，20岁毕业后在南京化工学院当老师至1997年，执教15年，是年富力强的教授。若要说比较优裕安定的生活、体现个人才华的机会，他哪一个也不缺，算得上是前途似锦。在当时大学生都被视为命运骄子的氛围中，人们不知道郭宏新是搭错了哪根筋，偏要离开象牙之塔，以一个穷酸模样下海，这实在是太另类，太危险。
郭宏新今天坦然解释当初的“另类”：“我是知识分子创业，我追求的不是个人财富，而是企业的财富，进而是社会、国家的财富。能将一件件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对企业、对国家建设发展的有用之物，这才是最富有的人生。南京有30多所高校、100多家科研单位，有几十万个科研成果，但却大多都在沉睡，如果这些成果能够走出学苑入商海，会形成独特的优势。我下海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更多沉睡的科研成果，中圣集团是这么走过来的，今后还将这样走下去。”
郭宏新回忆自己走出高阁，闯入商海的初衷说出四个字——“不甘寂寞”。这个寂寞非关名利，而是一年年看着许多优秀的科研成果，变成论文、变成奖状、变成晋升职称的材料，昙花一现后进入文件柜里睡大觉。‘睡觉’的科学技术不是生产力，变成产品的科学技术才是生产力，这一点，现在的许多大学都有了认识和措施，校园里有了转化成果的机制。但在1997年还不行，比较僵硬。我和我的朋友感到了虚度年华的苦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能蹈海亦英雄”，1997年，郭宏新从南京工业大学辞职，与大学里的同事李来所、马明等人共同创办了南京圣诺化工设备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知识分子下海创业，往往败在搁不下面子、又脱离实际。郭宏新则认为，知识分子创业第一要摆正好心态，不要以为知识等于力量;第二要找准突破口，致力于把知识变为力量。
知识分子创业大多都面临着一个绕不开的难题——缺乏资金。但这没有难倒郭宏新，他凭着学校的“老关系”找到扬子石化，提出想“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石化企业是管网世界，在长距离输送的管道中，无论热管、冷管，都需要管托支撑。热管的管托得有强度、硬度，而一旦够硬，保温效果就很差。扬子石化通过测试发现，从普通管支架跑掉的热量竟达到全程管道损耗的40%。冷管管托的难点在于不能完全隔绝空气，这样就会在托点冷凝结冰，使管道里流体的低温或超低温快速丢失。郭宏新和同事们在大学里研究过这个课题，他们迅速消化吸收国外隔热、保冷技术，推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温绝热滑动管托”、“超低温保冷管托”。就在扬子石化高层为是否进口这两类管托而讨论时，郭宏新拿出了产品。结果，低温管道不再结冰;高温管道的热损由每公里30摄氏度降至7摄氏度，价格仅为同等效能进口管托的1/3。
初战告捷后，中圣集团主动请缨，主攻“高压、超高压减振管托”。郭宏新介绍说：“管道一旦用高压输送，就会自动震荡，以致移位。做这种管托难在既要托住托牢，又不能硬箍硬抱，这两头有一头照顾不到，管道都会垮下来。在中圣之前，全球只有5家公司会做减振管托。我们学习他们的经验，结合中国太极拳推手的道理，攻克了这个难关。中圣集团的一套管托只卖3万元人民币，而进口的却要1万欧元。”此后不久，中国石化总公司专门就此项成果开了鉴定会，会后决定，从此“不再进口”减振管托，这一项就为国家省下近千万美元的外汇。
几个书生当领军，打响闯入商海的第一仗。郭宏新始终坚持一条原则：自己的研究要着眼于为他人解决问题，提供别人满意的产品。从1997年自行研制的新品保冷管托问世，中圣集团总是根据客户不断提出的要求不停地开发新品，在服务其它企业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零的突破，以期“达致中和，道承圣业”。
创业坚持创新 携手巨人铸高地
在中圣集团的会议室里，郭宏新递过一只盛着开水的烧杯，再插上一根细小的金属棒，就在那一瞬间，烧杯还只是觉得有些热，而小棒却已烫得灼手。这就是一根最简单的热棒。郭宏新介绍说，它传热只用了0.001秒，传导系数是钢铁的3000—10000倍！它的材质可以是任何金属，关键在于制造时的介质和内部的结构。
今天，旅客乘火车去拉萨，在神秘的可可西里无人区铁道两旁会看到排列整齐的“走廊”：每隔4米竖起的一根根灰色魔棒，大名叫“带中心测温管的低温热棒”，它们是守望冻土地区原生态地貌的哨兵，也是保障铁路与乘客安全的卫士。
低温热棒现在已被指定为青藏铁路冻害处理的惟一技术储备。它的开发与利用，对郭宏新、对中圣集团，都仿佛是一个几乎要擦肩而过的偶然机会。
2002年11月的一个晚上，忙累了一天的郭宏新回到家中随手打开电视机，正赶上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栏目，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向大家谈到青藏铁路怎样应对可可西里冻土层的问题。
孙永福院士介绍说，高原冻土堪称铁路的杀手，在多年冻土区修建铁路一直是世界性工程难题。青藏高原恰恰是全世界中、低纬度地带里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多年冻土分布区，青藏铁路需要穿越的550公里的冻土路段，全都存在土层冬季冻胀、夏季融沉的问题，列车驰过，非常容易导致地面塌陷、下沉，车轨变形和火车出轨。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建设青藏铁路的决策曾一再被延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冻土难关的不好突破。针对冻土难题，铁路建设者以保护青藏原生态地貌为准则，确立了“主动降温、冷却地基、保护冻土”的设计思想，当回答电视台主持人问及的具体解决办法时，孙永福提到，国家正准备引进国外先进的热棒技术。
一段很普通的《对话》，再次验证“机遇只钟情于有准备的头脑”：“我一听真是乐坏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在学校里就是研究热管问题的，而且还拥有专利！”郭宏新睡意全消，当夜就给副部长写了一封信，毛遂自荐用中圣集团的热管技术来解决冻土层问题。一个星期后，郭宏新接到回话，让他到北京面谈。郭宏新回忆道：“我到了北京，现场专家云集，其中就有研究冻土的首席专家张鲁新。当时也有人担心我是搞推销的，提出只能给我20分钟发言时间。我赶忙把一组组数据和在各类工程中应用热棒技术的结果，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彼此一问一答，谈入了门道，不知过了多少个20分钟，直至专家们说，小伙子，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吧。”
热棒技术是怎么回事？青藏铁路通车后，冻土专家张鲁新有个介绍：“这个热棒准确地说叫散热棒，把地下的热量散发出来。它的原理就是将一根7米长的无缝钢管插入冻土层，地面下5米，地面上2米，里面抽真空后灌注一点纯的液氨，利用裸露在地面外的这一端和地面下冻土层的温差，只要是外面的温度低于地面下的温度，下面氨水就要由液体变成气体挥发到地面上来。它这个挥发的过程吸收了周围土壤的热量，降低了温度，保护了冻土。所以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土壤的做法。
2002年底，郭宏新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热棒送到了可可西里冻土区做实验，随后，热棒开始在冻土区推广应用。受铁道部的委托，中圣集团又牵头负责起草了《青藏铁路冻土工程使用热棒技术规范标准》。
在可可西里冻土区，郭宏新率领施工人员，将一根根热棒插进土层下的七八米处。郭宏新发明的热棒，最独特的功能是单向传热，热量只能从地下向上端传输，反向则不传。热棒相当于一个不需要动力的天然制冷机，冬天，热棒自动地把地面上的冷量导入并储存到地下层，使冻土层里的冰更加坚实;到了夏天，原来储存的冷量则被逐步释放，可以抵消阳光与热量的穿透。这样，可可西里原来的季节性冻土层，就变成了永冻层。采用了低温热棒，青藏铁路就不必再依靠以桥代路或铺设地下隔热层的办法来穿越冻土带。那两种方法，既对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而且每公里铁路的造价要比使用低温热棒高出3000万元。
青藏铁路2006年7月1日通车时，已有近万根热棒整齐地排列在铁路两旁。今后几年内，全线550多公里的冻土层都将分步插上热棒，为可可西里构筑一道绵延不断的绿色风景线。
中圣集团在青藏铁路上的崭露头角，赢来热棒技术大面积产业化的契机。青海、西藏的公路、输电线路开始引用此项技术。这项技术还即将走出国门，应用于冻土区的输油管道和机场工程上。
随着中圣集团逐步由国内迈向国际，它的创新平台也在不断提升。近年来，他们为美国通用电器、德国巴斯夫等国际大公司提供服务。在德国专家的帮助下，中圣集团制造出直径4250mm、98吨重的亚洲最大换热器。在项目合作中，郭宏新又引发一连串的创新狂想，完善了高效特型管传热技术，申请了多项国家专利。郭宏新说：“中圣集团的科技创新能力与国外大企业存在差距，要想迎头赶超必须不断学习、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改造和创新，最终成为自主的技术。”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在其功成名就、被人赞誉为超越前辈时说，自己只是站在了前辈巨人的肩上。郭宏新因此引申总结出中圣集团的发展经验，即是“帮助他人解决问题，站在巨人肩膀上迈步”。
2005年3月，中圣集团在新加坡鸣锣上市。2006年4月，南京市在中圣集团召开了“自主创新座谈会”，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等省、市领导出席了会议。这样的进展超出了郭宏新的梦想，几个书生走出大学“围城”，不过才七八年，就造出这么大“动静”，做成一家拥资2亿元、年销售收入5亿元、员工900多人的海外上市公司，跻身“中国最具生命力百强企业”。
中圣集团为知识分子的下海创业鼓起了士气：中国历史上虽有“纸上谈兵”的教训，更不乏书生拜大将，谈笑静胡沙的范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将越来越成为企业命运的主宰，书生闯海必将会有更多的胜算。
希望在于眺望 科学发展觅商机
有了相当的规模，插上高科技翅膀，使中圣集团有更多的机会实施“蓝海战略”：不到眼前的热闹处打渔，而是去寻找深藏不露的“蛟龙”。
在以科学发展观构筑和谐社会的大课题中，环境保护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热点与难点。郭宏新问采访者：“难在哪里？”我们回答：难在部门监管不力，难在企业不顾大局。很多的污染都已不难治理，有的企业甚至连整套治污设备都已配齐，但为了成本及利润，宁可让治污设施在检查时装样子，平时则依然故我地排放。
郭宏新说：“没错。但如果往深处想，如果治污能够不让企业提高成本，能够想办法让以人为本的大道理和降本求利的小道理不打架，那么，环境保护是不是会变得容易呢？”
哪里有这样的好事？“有！”郭宏新说：“一个新理念已经产生，叫做‘效益性环保’。”
在今天的化工厂、矿山间，有数不尽的“火炬”昼夜燃烧，老百姓称之为“点天灯”。这“天灯”既白耗资源又污染空气，因为“火炬”自产的气体时有时无，有些剧毒气体如硫化氢还不易自燃，所以每支“火炬”都要另外再设一个火点，分分秒秒处于“火等气”的状态，稍一疏忽，就人命关天。既便烧掉，大烟囱排放的废气还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郭宏新带领自己的团队首先和扬子石化合作研究了火炬回收系统，采用水封装置，用U型管进行自动平衡，将这些“不听话”的废气导入气柜，不但不烧掉还可作为燃气出售。做这项工程，扬子石化投入9000多万元，把7个火炬灭掉了6个，当年产生回收气体效益1个亿，改善了南京江北地区的大气环境。老百姓望着熄灭的“火炬”说：这匹“野马”总算制住了。
我国最大的煤炭企业神华集团正在实施世界上第一个煤炭直接液化商业性建设项目。2005年4月，中圣集团•江苏中圣高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与中国神华集团就“神华煤直接液化项目”中的“火炬及火炬气回收设施”签订总承包合同。该设施将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火炬及火炬气回收装置。6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马家塔“神华煤直接液化项目”施工现场考察，郭宏新应神华集团邀请，一起接受了总理接见。郭宏新董事长向总理作了工作汇报，温总理对中圣集团在火炬气环保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将会越来越得益于技术进步，得益于创新。当今世界，国与国的较量在企业，企业间的较量就在科技创新能力。”郭宏新据此认为，鼓励支持科研人员以各种方式介入生产第一线，让科研成果尽快变成生产力，是强国富民的当务之急：“重要的不是我们拥有多少专利，而是其中有多少形成了生产力。我辞职下海时，那时的学校环境还不适应科研成果的转换，而今天已经有了很大改进。以我对母校的感情，换在今天，我就不会离开她了。我和中圣集团的最大贡献，是给了高校中的老师、专家一个启示：‘海’中风险不那么可怕;‘海’上风光太值得尝试。我们或许是较早冒风险‘吃螃蟹’的人，但绝不敢说、也不希望说自已是最成功的人。”
“创新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我们的创新开始于帮助客户解决问题。从小问题着手，10个小问题就凑成了1个大问题。到了能帮助客户解决大问题时，你就上了一个新台阶。企业搞创新一定要有高校、科研院所这个大背景，只要跟科学家挂上一点边就可以插上翅膀飞起来。涉足青藏铁路的冻土时，我也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可我知道有个教授是这方面的行家，于是我请教了他，只用了一个小技术就彻底将季节性冻土变成了永冻层。”
“怎么创新？先进国家前几十年走得比我们快，但并不代表他们的技术的细节都是好的，也并不是老外的东西都适合中国的水土。我们要攻克局部薄弱环节，消化再创新，就能一下子在技术上与国际接轨，跨入世界高端企业行列。”
记者对郭宏新又当学者又当经理、又搞发明又搞企业，充满了好奇心：“这似乎是两种相当对立的思维形式，对你而言，当发明家和企业家，哪一个更难？”
郭宏新认为：“单独当发明家和企业家都不太难，二者结合确实不易，理由是因为发明家、学者追求的是成果的完美，每个细节都想超凡脱俗、精益求精。而一旦进入工程，转换为商品，需求便成为第一要义，你不得不牺牲许多让你很心疼的东西。”倒退10年、20年，郭宏新只知道科研是追求完美的过程。现在他明白，实用科研成果若不能变为生产力，那就是最大的不完美。科研应当是一个适应需要的过程，适应客户的需要，适应市场的需求，“客户的需求实际上是明确了我们的研究方向，检验了科研的可靠性，并加速了科研与市场的接轨。”中圣的经验为科研的实用性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与埋头实验室“闭门造车”式的科研相比，从现实市场需要出发的研究显然也更加具备科学的价值。
响应生产力的召唤，实践报效国家和民族的渴望，郭宏新，这个曾被认为最不该“下海”的书生，正在率领中圣集团直挂云帆、乘风破浪。此刻，听郭宏新说出他对“陆地”的眷恋，反倒又让人感到惊奇。
“做学问才是终身事业。我现在还是工业学院的教授，要经常去上课。我还是喜欢学院里的气氛和感觉。在中圣集团，我也努力在新老职工间营造师生的关系，把它办成学习型企业。我现在刚过不惑之年，说急流勇退还为时过早。但与企业相比，我总觉得学校更像是自己的根。”
听中圣人说，郭宏新仍不大习惯被称为“董事长”，更不喜欢被叫做“老板”，而宁愿被称作“老师”，“这是不是意味着有朝一日，你会拂去商海浪花，重新回到某个大学的图书馆里，做一个快乐的读书人？”
“也许真有那一天！”郭宏新不禁若有所思：“真正要归去来兮，就不一定是大学了。我是从苏北如东的海边农家走出来的，那里的质朴、贫穷，那里人们改变命运的渴望，塑造了我的人生。那里才是我最应当报答与回归的所在！”
《中国现代企业报》记者：苏宝瑞、陈明时
摘自：2006年11月10日《中国现代企业报》A4版
